明永乐九年《祁阊志》是现存徽州最早的地方性志书之一，尤其是手抄本的存世更弥足珍贵。作者通过对《祁阊志》稿本的整理分析，论述了它的内容、特色、价值，认为该志对研究徽州的方志、版本及徽学均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代地方志祁门
现藏于祁门县图书馆的明朝永乐九年的《祁阊志》，为祁门现存最早的县志，黄汝济编撰。《祁阊志》为明永乐九年(年)三月告竣。手抄本，小楷，白棉纸，书框高27厘米，宽16厘米，天头6厘米，地脚2厘米，每页11行,每行22字。蒋俊作序，附元代汪元相《祁阊志序》一篇，书末有黄汝济《祁阊志续后序》一篇。元代汪元相所著《祁阊志》，为已知祁门县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元时,祁门县屡遭兵燹，城内众多图书文献也遭劫难，大多散失。汪元相“研精殚思,穷搜搏采”，著述成《祁阊志》。可惜同样因为兵乱被毁而不传后世，其真实面貌我们也无从知晓。
黄汝济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写《祁阊志》呢?据康熙《祁门县志》中记载:“黄汝济，字巨川，城西人，善属文，以春秋乡荐授山东钜野教谕，改湖广所学所素乏科科目，济至授以春秋科目，始盛寻升杭州府教授，一时名士多出其门，远南京国子监助教致仕，归著祁门县志。”通过黄汝济所写的《祁阊志续后序》可以看出，汪元相所著的第一部《祁阊志》遭兵燹不存，这时急需一部能反映祁门自唐建县以来整个县域情况的书籍，当时祁门县的一些老文人儒士十分痛心，纷纷要求重编县志，蒋俊对此事非常热心，帮助搜集整理资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些都是促成黄汝济编写明永乐《祁阊志》的原因。
一、明永乐《祁阊志》目次
明永乐《祁阊志》章节,正文共10卷,分47节阐述。目录如下:
卷一:始建、风俗、邑境、城市、坊巷、乡都、官制;
卷二:公署、庙学、社学、坛场、仓库、税务、镇寨、局院、邮铺;
卷三:户口、田土、税则、租赋、金课、酒课、茶课、税课、盐课、农桑课;
卷四:山阜、水源、桥梁、道路;
卷五:道观、僧寺;
卷六:祠庙、古迹、仙释灵异、邑瑞、邑灾;
卷七:贤宰政绩、邑宰题名、先达、科目、仕官、艺能;
卷八:题咏、文类;
卷九:碑碣;
卷十:物产。
二、明永乐《祁阊志》各章节的内容及赏析
为使广大读者对《祁阊志》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将各卷内容简述如下，并就个别章节作一介绍。
卷一:始建、风俗、邑境、城市、坊巷、乡都、官制
祁门于唐永泰二年(年)建县，首任县令吴仁欢。北宋宣和三年(年)设立徽州府后，祁门成为徽州府所辖“一府六县”一部分(其余为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绩溪)。明永乐《祁阊志)第一卷开门见山，交待了祁门境内群山环抱的地理环境和置县的经过、范围及县名的来历等情况。“祁门县古黟赤山镇也。东北一峰，独秀若令字之旗，号祁山，西南两石对峙,形若门阙，号阊门，左右前后群峰卓列，其中宽广坦夷,周延数十顷。唐永泰元年土人方清作乱，屯石埭县镇人吴仁欢为置阊门县以守之，贼众寇县，仁欢率众破之，歙州刺史公孙绰上其事，代宋嘉之授朝散大夫石州刺史赐金紫，明年平方清。因其叠析黟县之西浮梁之东置以为县，合祁山、阊门而名之曰祁门,寻以仁欢为令。”
祁门山岭环峙，清溪纵橫，地形复杂，较之徽州其他各县更甚，因而有“九山半水半分田，还有道路和庄园”之说，《风俗》中记载:“水环如玦，清漪而驶，大抵山峭而石多,土隘而田少，凿山削平叠石为级而树艺，为一年之耕不给一岁之用。”祁门虽陆路交通不便，然而水系发达，有阊江可直达鄱阳湖，县内丰富的木茶资源得以运出，进行商贸往来，获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徽州各地农耕生产力低下但自然资源丰富，山货、土特产品如竹、木、茶、漆、瓷士等成为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加上便捷的水上交通，使徽州人出外经商成了一种有效的谋生手段。徽商起于南宋，到了明朝，徽商进入强劲发展时期，有“钻天洞地遍地徽”和“无徽不成镇”之说。祁门多木、茶，所以祁门人经商以经营木、茶为主。
祁门县城古时坊巷颇多。《坊巷》记载:“旧有其四，曰迁善、崇贤、岂化、升俊，后增其二曰仙桂、安济而已。在宋建坊,曰:英才书绣,为丞相汪伯彦立；曰:省元，为秋崖方岳立；曰:状元，为程鸣凤立；曰:联桂，为进士胡镇孙赵必达立；曰:朱紫，为进士陈王业立；曰:孝女,为县慰史简瑞女立……凡二十一所。”这些坊后毁于宋淳熙十五年的水灾和元至元丙子年的火灾。因21所坊悉数被毁,明永乐年间，“邑人将宋迄今凡有坊额，而今可建者悉皆立之”，总共有19所。从中可以看出，自宋至明，邑人非常重视建坊，而这些坊名及其内容也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显示了徽州重视功名，提倡忠、孝、节、义的思想内涵。
从《官制》中自宋至明官制的变化，可看出县级政府职能的增加情况，“宋设知县、县丞、主薄、县尉各一员，押司四名,元设达鲁花赤、县户、主薄、县尉、典史各一员,司吏七名”。明朝时,除了设知县、县丞、主薄、典史、司吏外，还设“典吏一十二名,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廪膳生员二十名，学吏一名，良禾领巡检司巡检一员，税课局大使一员，医学训科一员,阴阳学训术一员,僧会司僧会一员，道会司道会一员”。
卷二:公署、庙学、社学、坛场、仓库、税务、镇寨、局院、邮铺
《庙学》中记载的庙学是一种用来供奉至贤的古建筑，庙学的设置体现了祁门尊儒崇文的风气。“立文公祠以祀朱夫子,景贤祠以祀伯彦、秋崖二公”。朱夫子即朱熹，他以孔孟之道为本，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嘉讲究“读书穷理”,重视教育，他本人一生都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主办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武夷精舍等学校。在徽州,朱熹被视为孔孟之后儒学的最杰出人物而被顶礼膜拜，徽州人读朱子之书，秉朱子之教。他的思想对整个徽州影响深远，使徽州地域产生了朱子学的重要分支——新安理学。
庙学的修建得到历代官府的重视，他们“各捐己俸，劝有力之家培土实产,广拓其地,结石为墙”，《祁阊志》的作序者蒋俊任县教谕时，就曾主持修建文公祠。
另外，县城还设社学27所，这些社学建在坊巷之中,用来宣传儒学、百姓集合及官方训事，是明朝上传下达的公众场所。
据《邮铺)记载，元朝时县城设巡警铺8所，每百户设管军一员。随着人口的增加，至延祐年间,增加到每千户设管军一员。明朝时，专门设立了邮铺传送公文,“设急递铺五所，专以传送公檄而已，邑北四曰:县前、胥岭、黄冈、横路，邑西一曰:大北，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四人共二十五人”。
卷三:户口、田土、税则、租赋、金课、酒课、茶课、税课、盐课、农桑课
《户口》中记载，祁门的户口统计,宋元两代主要分主户和客户两种。到了明朝，有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分为军户、民户、医户、儒户、僧户和道户。后来又出现红船户、捕户、外府县寄庄户等分类。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结构从简单趋于复杂,儒、释、道在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
祁门历来是产茶重地，到了明朝，茶叶生产有了发展。《茶课》记载:“国朝计茶一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株，每十株官抽一株，计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株，每株科芽茶二钱五分，叶茶一两七钱五分,每斤芽茶折钱二百四十文,叶茶每斤折钱一百二十文。”可以看出，茶叶的经济收入成为当时财政主要来源之一，高于盐、酒、醋、农桑。
叶茶即软枝茶，软枝茶徽属各县均有生产，但后来衍化成安茶,却只有祁门一县生产。安茶在祁门四乡均有生产，尤以西南乡一带为盛。安茶为祁门主要的外销茶，主销区为两广,并在广州、佛山转口销售于东南亚一带,如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安茶以陈为贵，茶性温凉,味涩生津，能够祖祛湿解暑,因此特别适合多潮热天气的两广及东南亚人饮用。
卷四:山阜、水源、桥梁、道路
此卷介绍境内大山所处的方位、高度，主要河流的源头、流向以及灌溉面积,全县各地的桥梁情况。
祁山是祁门县城的一处胜景，位于城东北。《山阜》中说到祁山“三面皆石，壁有石岩，其中宽广名栖真，在洞元观后,乃孙野仙修炼之所。山东有石室高三丈，名青萝岩，旁有涌泉,号乳泉,味甘，而冬夏不竭；山西昔有大石广丈余，自巅坠溪中，其音如雷声，闻数拾里,其形若靴，故曰靴石，号靴石潭”。其中的栖真岩、青萝岩、靴石潭今仍存在,成为人们踏青消暑的好去处。
平政桥和仁济桥并称为“阊江双桥”，自古被誉为“双桥月夜”和“阊江双虹”，为祁门胜景之一。《桥梁》中叙述了自元至明平政桥的几次修建经过，“邑东桥曰平政,旧低而水易漫，至元癸未县尉苏仪叠石增高三尺，后为洪水所损。至大至顺间县尹丹刘炳主簿宋也先勉邑民汪性仁先后复修之，国朝邑令余宝募民叠石为垛，各高丈五余,用木为梁以板面创屋数楹于上，苟遇霖潦涨溢民无病涉之”,此桥后被水冲毁,“邑宰路达捐俸，勉僧人振文募力修茸重结而悉完如故”。嘉靖二十九年,时任祁门县令的尤烈令和尚园泽募捐,经大力改造,平政桥由屡建屡毁的木桥成为一座稳固的石桥，大大方便了两岸往来。
卷五:道观、僧寺
唐宋以来,佛教在全国流传甚广，徽州各地也深受影响，并与道家、儒家一起,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卷五中记载，祁门有道观7座,僧寺46座，主要集中在西乡,大部分为唐宋时期所建。最著名的道观为洞元观。洞元观位于祁山之阳,原为汉将梅鋗的故宅,唐大历中年庐山虚溪道士改建龙蝉观，后倾圯。宋乾德年间重建，徽州郡守苏简能请于朝敕改通元观，后以朝讳改洞元观。洞元观中建筑甚多，金碧辉煌，气势宏伟。洞元观的后殿，后来改为东岳庙，明正德年间被毁，改建为祭祀朱熹的场所。
著名的僧寺要数东松庵和重兴禅寺。东松庵和南宋名将岳飞有一段渊源。《僧寺》中记载，“东松庵，邑西三十五里在十四都(即现在的花城里)”，“绍兴初太师武穆岳飞赴饶郡与张招讨会合崎岖山路，殆及千里过祁门西约一舍余，当途有庵一所,问其僧，曰‘东松’”。岳飞在这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东松庵题壁记》，其中有文字描述东松庵当时的胜景“观其基地，乃凿山开地，创立廊庑，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东松庵后毁于兵燹。重兴寺,“邑西隅，唐天佑十年建,为祈祷道场”，“秋崖方公扁外院,曰:重兴，内院,曰:觉庵”。明万历十八年，僧人真川在内院的残基上建庵,名金粟庵，至今仍存，而且是县城内惟一一座香火旺盛的禅寺，每到庙会日，四乡香客簇拥而至，可达千人。
卷六:祠庙、古迹、仙释灵异、邑瑞、邑灾
除了道观、僧寺外，祁门还广建祠庙,全县共建祠庙60余座。其中忠烈祠和张将军祠各处都有。《古迹)还记载了汉代梅列侯在祁门留下的遗迹，“梅鋗城邑西十里，鄱阳令吴芮之将也，方秦天下，秦吏尔秉之而虐，其民咸思覆秦杀吏。独吴芮深得江湖民心，号曰:鄱君,及诸侯起兵，芮以鋗为将军引兵助沛公伐秦，入函谷关，既攻南阳降析、郦，天下既家以功封吴芮为长沙王，鋗为列候食邑十万户”。梅鋗，鄱阳东北人(今祁门闪里一带人)，原为秦代鄱阳令吴芮的部将。公元年，吴芮派梅鋗领兵协助刘邦攻打南阳，攻下析、郦二县。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梅鋗为列候，领十万户。梅鋗城,简称梅城、梅邑，在今祁门县灯塔乡境内，这里依稀可见古城遗址，并曾发现若干瓦砾。
《仙释灵异)说的是一僧一道的奇闻异事。一僧是“柏山院,宋绍兴有僧，名永素，号淡轩，日诵华严经,澹然无求”,他的辞世更是神秘莫测，“一日沐浴升堂说法，而作偈曰:看不上面，啖不出唇,淡轩之上,独对松云,呵呵有人，若问西来,山僧元是大朝人。言讫而逝,茶毗舍利满盘”。一道说的是在祁山洞元观修炼的道士孙元明，其人放浪不羁，“自称野仙，好游名山，绍兴中来灵岩入西洞，遂绝楮食,时饮酒食果而已，独居玉皇阁小间，出街市，丐钱买酒，即醉，掷钱又与丐者。隆暑不挥扇，寒浴于溪，与人书偈祸福随应，至老不衰，绍兴五年无疾而化。”
《邑灾》记录从淳熙戊申年到永乐己丑年，全县发生灾害28起。主要为水灾、旱灾、火灾、蝗灾以及战乱。其中永乐七年四月甲子大雨，县城损失惨重，“是夜，一鼓浓云四合，雷电交作,骤雨滂沱，俄顷水涌迅奔而起”，“至黎明方弑民庐流者十去其九，溺死男妇六十余人，凡漂官民房屋三百五十余间”。
卷七:贤宰政绩、邑宰题名、先达、科目、仕官、艺能
《贤宰政绩》主要记录自唐始一些官人贤达的政绩故事,其中有祁门县第一任县令吴仁欢;有奋起反寇被荐任九年县令的周继忠;有广开粮仓赈济灾民的县令龚椿;有廉明治公，募民造平政桥的余宝;有诗词绝妙,节俭爱人，人称为佛子的县令江泰……共记录26人，个个都是为官者的榜样。
《先达》记载有张志和、汪伯彦、方秋崖、程鸣凤的生平事迹。
张志和：“张志和，字子同，本金华人，宦游寓居邑西张村，以策于唐肃宗纳陈时事授官，远至左金吾卫大将军，遂隐居江湖，号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又著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后浮家泛宅不知所终，夫人李氏广德三年建邑西北居所，子孙因家焉故曰张村”。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祖籍金华，其祖父张鸿曾任饶州判，后弃官寓居歙州之赤山镇，即后来祁门县治所。张志和的传世之作为《渔歌子》词五首，其中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汪伯彦：“汪伯彦，字廷俊，居邑北隅书绣坊，性宽厚，嗜诗书”。汪伯彦于北宋崇宁二年(年)中进士,初任成安县主簿，后多次升迁。靖康元年(年)任相州知府,后拜右仆射，即右宰相，绍兴十年(年)退休回祁门。汪伯彦颇有才学，著有《春秋大义》10卷、《中兴日历》、《汪伯彦文集》。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居邑北隅，七岁能赋诗，长入郡庠严陵叶子仪教授”，“绍定五年，漕试及别省皆为首选，廷试甲科第七人”。方岳为官清廉，曾多次与奴奸恶吏作斗争，一次怒斥湖广总领贾似道,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方岳的诗朴素自然，清新质朴，平白如话,受杨万里、范成大影响，自成一体，与著名诗人刘克庄齐名。其词吐语清旷,不避俚俗,风格近于苏(东坡)辛(弃疾)。方岳生前写了大量的奏折、铭记、诗词等，其后人整理刊刻成《方秋崖先生全集》。祁门的青山古迹也多留有方岳的墨迹，他为县城的文人儒士所崇拜,并被后人供奉于县内的景贤祠中。
程鸣凤：“字朝阳，号梧岗，邑北善禾人，少颖异博学，洽闻宋淳佑丙午应武举，宝祐癸丑射策占第一名,乙卯戊午以经学两请”，程鸣凤武选中魁，成为祁门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他被任命为殿前同国正将，在禁军中任职。后来，程鸣凤辞职回家乡，在村后建一亭，名曰“盘隐”，在梧岗上筑一书院，名为“梧岗书院"，其每日在书院中写诗作画，并教授村中弟子武艺，著《读史发微》及诗文《盘隐》、《梧岗》二集。
卷八:题咏、文类
《题咏》记录各类题咏80余篇，主要以县内著名的寺、庵、观为题咏内容。其中不乏词意具为上乘的佳作，如方岳的《题成祖庵》:“山居莫道不纷华，满地苔痕亲落花。衲子放禅无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还有一篇《题东松庵》:“驱马深山里，村村景物新。正临长至节，还是远行身。且喜仓植满，争嫌牒诉频。从来疏懒性，何用丧天真。”另有一篇为岳飞后裔孙岳珂的《题东松庵》颇为珍贵:“东松一见几经春，景物清幽匪俗邻。曾识当年驻金节，尚存遗墨勒坚珉。晚生不复窥先烈，所幸犹来拂壁尘。市虎欺天畴敢尔，东风回首一沾巾。”
《文类》题材广泛,既有地方官的事迹介绍、名人轶事及名门望族的兴盛故事，又有贞妇烈女的传记,从中可以一窥当时徽州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其中有一篇为《故隐士环谷汪先生行状》,“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汪其姓也，居新安之祁门，先生上世自歙县之黄墩迁于祁门与宋丞相忠定公伯彦之先同居县之石山”。汪克宽为明朝一代名儒，他笃志理学，开馆讲授，著述理义。明洪武二年，应诏赴京助宋濂编修《元史》，后力辞官职回乡继续理学教育。汪克宽勤于著述，著有《经礼补逸》、《周礼类要》等11部文集。
卷九:碑碣
古徽州每逢隆重之事，有勒碑记事的习惯，《碑碍》中记载了12篇碑文。
阊江是祁门县对外交通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可直达鄱阳湖。县城西南有阊门,水急滩险，古时为阊江上的咽喉要道。《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是为纪念成功改造阊门溪而作的一稿碑文，作者张述作于唐咸通三年(年)八月。这篇记实散文写得非常精彩，堪称佳作。碑文开头交代了阊门溪的凶险:“其奔流激注，巨石硉兀，腾沸汹涌，凡六七里舟航胜载不计轻重，篙工楫师不计勇弱，其或济者，若星驰矢逝脱或蹉跌，必溺湾漩中。”早在唐代，茶叶就成为祁门县城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山高岭隔,祁门的陆路交通极为不便，要将茶叶赎卖出去只有走水路，阊江是祁门惟一一条通往外省的河流,阊门溪成为众多茶商不得不闯的险道。历任县令对此深感忧虑，曾对之有过几次改造，但收效不大，真正大力改造阊门溪是在唐咸通二年，“太守清河崔公自请以俸钱及茶羡利，充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户接助，夫使咸适其愿，无差役之患,无箕敛之弊，公悦而从之,自咸通二年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毕穴磐石为柱，础叠巨木为横梁，共高一丈六尺，长十四丈,阔二十尺”。阊门溪的成功改造使商贸沟通更加通畅，人民更加安于茶叶生产。
《祁门县修学记》是一篇反映修建学堂的碑文。宋元时期，徽州文风昌盛，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教育发展迅速，出现了府学、县学、社学，各地广建书院，民间私学也纷纷出现，办学形式有村塾、家塾、义塾、学馆等。碑文写道:“新安为江东望郡，朱子阙里，教化渐糜，濡染之久，是以祁俗多淳美,尚礼义，邑痒规模宏伟，视他邑为壮，历年深风雨震凌前乎，宰邑者完旧茸废当加之意亦，既有功于学校矣，然亦治教之本。”祁门深受朱子理学崇文重教的影响，历朝重视教育，祁门县学始建于唐，这是徽州最早出现的地方官学。明代时，祁门最负盛名的学院为东山书院。
卷十:物产
此卷共分谷粟、蔬菜、木果、水族、羽族、兽类7个小节。《谷粟》中提到祁门粮食作物主要以籼米、粳米、糯米为主，兼种大麦、小麦。木茶资源丰富，《木果》中记载“木则有松、杉、株、柏、槐、檀、榆，邑人砍以为筏货利以资用也，茶则有软枝有芽茶，人亦颇资其利”。祁门山高林密野生动物非常众多，但在该志《羽族》、《兽类》中记载不多，也许是古代人对各种动物认识有限。而所记载的动物对其形态与习性描述比较形象。所记载有些动物过去很多，甚至危害百姓，这点在志书中有多处记载，可目前已经绝迹，比如虎、豹。
三、明永乐《祁阊志》研究价值
1.徽学研究的原始资料。明永乐《祁阊志》分门别类，结构严谨，“事物之沿革，官史之政绩，赋役增减，人才之隆盛，古今之废兴”，无不记载,由于留下了这部宝贵的文献，就为研究明以前的祁门历史提供了较为可信的依据。对研究明朝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史学意义，为徽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2.地方志书编写的成功范例。明永乐《祁阊志》分10卷47节，门类齐全,条理分明，脉络清晰，为清同治、康熙《祁门县志)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同时为当时徽州其他县地方志的编写起到了模本作用，也为今天人们研究古代志书有着积极的历史参考价值。
3.古籍版本收藏的珍贵实物。明永乐九年的《祁阊志》迄今余年，是徽州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就版本而言，它也是弥足珍贵。《祁阊志》全书10卷，气韵贯通，字体和墨色前后一致，无错讹脱漏，显示了明代抄本的风格和抄书家的功力。20世纪50年代，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见到此书十分欣喜，给予了很高评价。
祁门县图书馆所藏的明永乐九年《祁阊志》手抄本，迄今只见一部，属于珍贵的孤本，余年之后，仍保存完整，无残阙虫蛀，实为难得。
参考文献:(1)黄汝济手抄本《祁阊志》，藏安徽省祁门县图书馆。(2)吴建之著《探微集》，黄山书社出版，年。
(作者及单位:王升文，原祁门县图书馆)
校对：王升文
编辑：鲁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